他深夜卷走金库全部黄金，8000红军困死怀玉山，方志敏被俘就义，解放后，他却写了一信，要求当驻苏大使。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1924年，一个名叫曾洪易的江西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个时间点入党的经历，加上后来被选派至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使他身上笼罩着一层“理论精英”和“国际派”的光环。
1931年7月，头顶“中央代表”身份的他被派往方志敏等人艰苦创建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这份来自上级的信任，本应成为巩固苏区的助力，却未曾想，最终演变成一场灾难的开始。
踏上闽浙赣的土地，曾洪易展现出的并非谦逊的学习态度，而是一种手握“尚方宝剑”的优越感。
他自恃掌握来自莫斯科的“正宗”革命理论，对根据地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卓有成效的策略方针颇不以为然。
在他眼中，方志敏等人结合本地实际开展的灵活游击战术是“土办法”，不够“正规”。
他强力推行一套脱离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在军事上否定游击战，主张硬碰硬的阵地防御。
根据地内部，他大搞“残酷斗争”，打击了许多本土成长起来的干部。
他的许多决策犹如用一本外国教材生搬硬套地解答中国乡村的数学题，结果自然是错误百出，苏区的元气在内部消耗与外部压力下逐渐损伤。
时间来到1934年，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十军团改组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实际肩负起率领部队突围的重任。
可是，曾洪易仍然以某种方式保持着影响力。
在部队艰苦转战于国民党重兵围堵的险恶环境中时，他的思想先于行动发生了彻底崩溃。
面对敌军压境的严峻形势，曾洪易不是思考如何与将士们同舟共济，而是被悲观和恐惧彻底支配。
他开始私下散布失败主义言论，声称革命已经“告一段落”，布尔什维克应该“学会退却”。
他的动摇像瘟疫一样无形地侵蚀着部队的意志。
紧接着，发生了最为致命的一击。
在部队急需资金补给以维持战斗力的关键时刻，曾洪易做出了一个彻底背叛的举动。
他利用职权或混乱的时机，竟将闽浙赣苏区金库里储备的黄金悉数卷走。
这些黄金是无数苏区军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是支撑革命事业继续的血脉。
他的行为无异于在战友濒危时，不仅抽走了输血管，还顺手拿走了所有急救药品。
这笔资金的消失，使陷入重围的红十军团雪上加霜，补给彻底断绝。
失去后勤支持的红军将士，在怀玉山的冰天雪地中陷入了绝境。
近八千名战士缺衣少食，弹尽粮绝，还要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层层搜剿。
他们凭着惊人的意志坚持战斗，但形势已无可挽回，大部分战士血洒山岭，壮烈牺牲。
负责断后的方志敏，为寻找失散部队不幸被俘。
狱中，他受尽威逼利诱而坚贞不屈，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泣血篇章，于1935年8月英勇就义。
一面是烈士的铮铮铁骨与对信仰的至死不渝，另一面，则是曾洪易携金叛逃后卑劣的行径。
曾洪易带着黄金并未远走高飞逍遥法外，而是径直投向了国民党的怀抱。
1935年，他在熟人的“引荐”下前往南京，住进了专门收容变节者的“留俄同学招待所”，履行了填写自首表格、声明拥护国民党等手续，完成了政治上的彻底叛变。
此后，他在国民党系统中担任一些闲职，如江苏省政府视察员，每月领取薪俸，过起了苟安的生活。
他似乎认为，用组织的黄金和战友的鲜血，为自己换得了一份乱世中的“平安符”。
历史的审判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曾洪易的安稳梦做到了头。
这个曾经的叛徒并未在新时代隐身，反而产生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妄想。
他或许倚仗自己早年的留苏经历，竟然向新政府写信，毛遂自荐要求担任驻苏联大使。
这种毫无廉耻、试图将叛变经历包装成“资本”的行径，充分暴露其毫无悔过之心的本质。
这封荒唐的请求信，理所当然地被断然拒绝。
曾洪易的余生是在人民的审判中度过的。
他最终被逮捕，并在监狱中写下了长长的交代材料，详细供述了自己从动摇、叛逃到变节的全过程。
这些白纸黑字，成为其叛徒生涯的铁证。
他的人生，也照出了极少数投机分子在考验面前的软骨与卑污。
从革命的“代表”沦落为革命的叛徒，其结局是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而怀玉山的苍松翠柏，至今仍在传颂着方志敏和他的战士们关于忠诚与信仰的不朽史诗。
这就是群众的眼睛，永远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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